快捷搜索:

太宗实录

日期:2019-10-09编辑作者:诗文鉴赏

28加拿大预测精准网站 ,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本文由28加拿大预测精准网站发布于诗文鉴赏,转载请注明出处:太宗实录

关键词: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

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

详细>>

太宗实录

纳马《太宗实录》内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应照《校勘记》改正。图表七所载,其中除一次例外不...

详细>>

太宗实录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他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

详细>>

看晚明商人

一、商人之成员明代商人多系继承祖业。《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明》,即《喻世明言》,下同)云:“那客人答道...

详细>>